國際施壓無用,伊朗摔跤冠軍遭緊急處決,死前沒見到家人最後一面

2020-09-17分类:國際

9月12日清晨,伊朗摔跤選手兼健身教練那維德-阿夫卡里(Navid Afkari)在設拉子監獄被執行絞刑。

阿夫卡里曾參與2017年底的伊朗反體制示威,因釋出反宗教反領袖言論、涉嫌殺害伊朗便衣警察被捕,於今天9月初被伊朗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特朗普、伊朗前國王之子巴列維、國際奧委會主席以及國際運動員協會等國際組織和名人紛紛發表宣告,呼籲伊朗不要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處決阿夫卡里,但仍然無濟於事,反被伊朗政府指責為國際輿論戰陰謀。

國際社會對案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點:一是證據不足,二是刑訊逼供,三是阿夫卡里是伊朗著名的摔跤運動員不應輕易被判死罪。伊朗警方公佈的影片證據是阿夫卡里在便衣警察被殺兩小時前出現在案發現場,並不直接構成被告案發在場證明。另外,阿夫卡里雖然在伊朗國家電視臺上的採訪中承認了殺人罪行,但在之後與家人的通話中翻供,稱自己是無辜的,是遭到獄警毒打後被迫認罪。

因而阿夫卡里被處決後,國際社會掀起了反伊朗的輿論風暴。德國政府臨時取消了扎裡夫的訪問計劃,德國運動員協會要求國際奧委會禁止伊朗參加奧運會,約旦足協主席則撰文要求取消伊朗男足參加世界盃的資格。終極格鬥冠軍賽(UFC)總經理Dana White難掩失望之情,Bobby Green在搏擊比賽後得知阿夫卡里直接失語中斷了採訪。

那麼伊朗為何面對激烈的國際輿論,執意處決阿夫卡里呢?

一場提前執行的死刑

今年8月,伊朗政府曾計劃處決3名參與去年11月反政府示威以及打砸搶燒的青年罪犯,但伊朗海外人士在推特上掀起“對死刑說不”的風暴,連續24小時在推特熱搜榜霸佔榜首,迫使伊朗當局中止執行死刑。

但這一次,國際輿論壓力不可謂不大,阿夫卡里又是一位公眾體育人物,卻並未能夠因此獲救。

首先,伊朗的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高於一切,伊斯蘭共和國有處決體育明星的先例。早在1984年,伊朗國家男足隊隊長哈比布-哈比裡就因與政權政見不合被處決。

另外,與8月那三名被告不同,阿夫卡里被指控的最重要一條罪名是涉嫌殺人。在伊朗的法律中,法院無權赦免因殺人而被判死罪的人,除非涉案者能求得被害人家屬原諒。之前,伊朗曾出現過多起絞刑架下受害人家屬赦免案犯讓案犯得以倖存的案例。在阿夫卡里被處決當天,他弟弟原計劃準備搭乘飛機前往設拉子跟受害者家屬達成寬恕協議,但伊朗政府應該是擔心雙方達成協議,因此“緊急”執行了死刑,甚至沒有按照法規准許阿夫卡里與家屬刑前會面。

伊朗設拉子法院辯解稱,已經通知了犯人他即將被執行死刑,但犯人拒絕與家屬會面,然而阿夫卡里在被執行前一天與家人的通話中,並沒有顯示出得知自己即將被執行死刑的跡象。

由此判斷,伊朗匆匆將阿夫卡里送上絞刑架,更多是一種政治需要而不是尋求公義。案中被害者是隸屬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便衣警察,也就是所謂巴斯基民兵,他們大多由支援政府的宗教信眾自發組成,充當政府眼線收集鄰里情報,並在出現街頭示威動盪時,作為保護政權的第一道屏障,第一時間參與鎮壓。

無論國際社會乃至受害者家屬態度如何,伊朗政府絕不希望看到政權支持者遇害後,犯罪者能夠逃出生天,否則政權將失去支持者的拱衛而陷入動盪。

1978年面對全國示威,國王巴列維態度軟弱,導致支持者眾叛親離,擁有世界第五強軍隊拱衛的政權不到半年就土崩瓦解。推翻巴列維上臺的伊斯蘭政權自然不願重複巴列維的錯誤,一直對政權支持者給予各種福利和特權。

如果政權支持者在鎮壓反對派的過程中”犧牲”,會被追認為“烈士”,其家庭成員不僅後半生衣食無憂,而且在教育和就業上享有優先權。比如,原本成績只能排名5000只能讀省級院校的高考生,如果其父親是“烈士”,其排名直接去掉兩位數變為50,可以進入伊朗最頂級院校讀任何專業。而入學後,這位享受福利的高考生也自動成為政權的巴斯基民兵,平日向安全部門彙報身邊大學師生的言論動向,一旦發生學生反政府運動,則立即拿起武器參與鎮壓。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在便衣警察死後,伊朗政府為何會對被捕示威者展開嚴刑逼供,哪怕是殺錯了人、遭國際制裁,也要給自己支持者一個交代。

未雨綢繆之舉?

阿夫卡里案件政治層面的另一個要點是,他參與了2017年底具有政治分水嶺意義的伊朗反體制示威。不同於之前政治示威,這次示威者首次喊出了打倒領袖哈梅內伊的口號,並在各地焚燒了領袖畫像,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禁忌和紅線被徹底打破。

此後2019年油價上漲引起的暴亂以及今年年初擊落客機引發的大學生抗議能發出“哈梅內伊去死”的呼聲,都要歸功於2017年示威“開風氣之先河”。

隸屬伊朗溫和派的《東方報》近期披露,2017年示威後,魯哈尼政府的政治立場從改革變為保守,因為政權內部改革派人士看到無論對反對派民眾做任何讓步,民眾最終的目的都是推翻政權(無論是暴力還是和平手段)。而那些原本幻想改革派日拱一卒慢慢改變政權性質的普通民眾,也認清了現實,不再對政權抱有幻想。

加上伊朗自2018年起遭受美國單方制裁,貨幣累計貶值了600%,單是今年夏天以來貨幣對外匯率就貶值30%,而半年來飆升三倍的股市也出現了崩盤跡象,伊朗陷入政治和社會動盪的風險陡增。

這次處決阿夫卡里更像是一個狗哨,旨在警告國內外對伊朗不滿的人,不要參與對政府和宗教領袖的敵對行動乃至言論。阿夫卡里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定罪更加強了警示效果,讓潛在的示威者擔心自己即使沒有犯死罪也可能被判死刑。

對於因為處決阿夫卡里可能面臨的國際制裁和壓力,伊朗也是做了精心的算計。

首先美國在退出核協議重啟對伊朗制裁後,手中的牌已經打完,而且美國自身也因為應對國內種族騷亂而處於輿論戰下風。在特朗普在推特上為阿夫卡里求情後,一名伊朗政權支持者留言質問:“您天天強調法律和秩序,難道我們伊朗就不能享有秩序麼?”

至於歐洲,伊朗從歐盟對俄羅斯反對派遭下毒只發表譴責而沒有做出中止“北溪2”這種能實質上損害俄羅斯利益的行動後,判斷歐盟外強中乾。果不其然,阿夫卡里死後雖然歐盟作出了強烈譴責,德國也取消了跟扎裡夫的會談,但在伊朗最脆弱的利益點即啟動核協議制裁機制上,並沒有做出實際行動——畢竟英法德三國都有公民在伊朗政府的監獄裡做人質,伊朗政府隨時可以羅織新罪名判他們死刑。

此外,伊朗政府還積極應對輿論戰,在讓生活在西方國家的支持者在國際媒體上散佈言論稱阿夫卡里的死應歸咎於特朗普,因為經常發表反伊言論的特朗普要求伊朗釋放阿夫卡里,堅定了伊朗司法部門處決阿夫卡里的決心,伊朗政府絕不願意特朗普因為反伊而在政治上撈分。

隨著阿夫卡里的死,整個案件被強行終結,他是否無辜也成了羅生門。而伊朗仍是那個伊朗。(文/Seal 責編/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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